1977年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登的一則“恢復高考”的消息，像一聲春雷響徹天地，喚醒了許多人塵封已久的“大學夢”，點燃了無數(shù)人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希望之火。下面yjbys為你們獻上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，歡迎大家閱讀與參考，希望采納。
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一
在恢復高考的第一年里，我的哥哥姐姐同時上的考場，結(jié)果，在那個偌大的農(nóng)場里，高考中榜的20多名錄取者中，我家就占了兩名，難忘的120多天。在不大的地方引起了一場轟動，他們給家庭帶來了榮譽和驕傲，也無形中給我?guī)砹烁嗉睢?/p>
1978年夏，我高中畢業(yè)了，是屬于懵懵懂懂地被裹脅進高考隊伍中的那種，學業(yè)上、心理上都毫無準備。那一年，我以12分之差被阻隔在大學門外。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是，對我這個沒有一點心理準備的落榜者來說，確實沒有一點失落，反倒有了些許的自信。此前我的理想一直是插隊回來在連隊的食堂里干個炊事員，學一門技術(shù)、吃得飽飯。
此時的父親一臉的冷漠，說：你成人了，那就下連隊試試吧……于是，那年11月，我的連隊生活便開始了，每月27元工資，養(yǎng)活自己足足有余。記憶中的連隊生活只有半年，與那些在命運中苦苦掙扎的人們一道，我挖過渠、拾過棉花、平過地、割過稻、脫過坯、蓋過房。1979年春節(jié)前，我從挖渠工地回家，母親看到的是一個又黑又瘦的小男孩，不由得哭了起來。父親還是那樣冷冰冰的，安慰母親說，人家能受得了，他就受得了……
我明白，他這是激將法，但我的思想?yún)s起了一個質(zhì)的變化，我不再認為知識是可有可無的了，悔恨自己為什么在小學、中學不好好學習，落得今天的下場，好在蒼天有眼，離1979年高考尚有4個月的時間，高考心理《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征文：難忘的120多天》。父親看出了我的憂傷，就又說，那就回來吧，好好復習。在我軟纏硬磨下，季連長同意了我的請假復習要求。
我記得，2月28日?7月7日，4個多月，120多天，是我命運的分水嶺。我自覺而瘋狂地想要在這120多天里，實現(xiàn)自己命運的轉(zhuǎn)變。我知道，沒有一個強健的體魄，是不可能支撐起如此繁重的腦力和體力勞動的。每天的早晨，沿著沙漠公路長跑1小時是我必備的功課，好讓身體不至于在關(guān)鍵時刻趴下……
為了提高寫作水平，我要求自己每天必須動筆，花鳥魚蟲、野外景色、個人感想，必須胡編亂造地寫一些非�？尚Φ奈淖郑淮蟊狙b訂起來的白紙上寫滿了。為了提高對古漢語的理解和翻譯能力，家人不知道從哪兒找來一本破舊的《史記》，讓我一天天翻得像菜盒子。為了熟記政治、歷史、地理的一些基本知識，我將家里的墻壁上貼滿了基礎(chǔ)知識的條文。夜半總在默默地記誦，不知有多少次，睡夢中猛然驚起，口中還念念有詞……以至母親擔心她的兒子會否成為精神病患者。為了熟悉地理知識，睡夢中的我，常常會不自覺地讓自己變成一條大鯨，在冰涼的海水中，沿海岸線穿梭。馬六甲海峽、博斯普魯斯海峽、蘇伊士運河、巴拿馬運河等等，像一幅地圖牢牢地刻印在我腦海中……在這樣的生活中，我送走了一個個晨昏。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，靠著這樣的勤奮，我抓住了它的尾巴，幾個月下來，整整掉了近10公斤肉，希望終于向我走來。
錄取通知書下發(fā)的那一天，我的心情出奇平靜。夜里，我坐在那條沙河旁，仰望星空回想著那120多天給我身心帶來的變化……
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二
上大學一直是我少年時代的夢，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征文選登：我的高考。但1974年我高中畢業(yè)時，幾乎已經(jīng)忘卻了“高考”這個詞匯。
高中畢業(yè)后即下鄉(xiāng)插隊，兩年后進工廠當了工人。經(jīng)過幾次折騰，我對上大學已幾近絕望。
1977年夏天回家探親時，有消息說可能要恢復高考了，遺憾的是當時我根本不相信，沒有立即著手復習備考。
10月份，國家下發(fā)了關(guān)于恢復高考的通知�？僧斈陥竺�(jīng)過組織批準，還要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，不過這兩道關(guān)口，是進不了考場的。我報名也經(jīng)歷了一些周折，但還算順利。
報名后，我即翻出了多年不看的初、高中課本。當時除了這些課本外，根本找不到其他復習資料，更不用說什么高考輔導班之類的了。報名離考試只有1個多月時間，復習完所有課程根本來不及，因此多數(shù)人都是臨陣磨槍，倉促應戰(zhàn)。
公布高考成績時已到了1978年初，我的分數(shù)剛過最低錄取線1.5分，未被錄取。1978年春節(jié)過后，我即著手復習以備再戰(zhàn)。
幸運的是，1978年已有簡單的復習資料出版發(fā)行，我買到了歷史、地理、數(shù)學三本復習資料，雖不夠系統(tǒng)和正規(guī)，但基本不用像去年那樣盲目地復習了。政治、語文仍沒有復習資料，只有靠自己平時的積累應試了。
1978年7月7日至9日，恢復招生后的第二次高考，也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國統(tǒng)一高考如期舉行。
雖在考前給自己放了三個晚上的假，看了剛剛解禁的《劉巧兒》和《紅樓夢》兩場電影，試圖使自己放松下來，但開考前一天的晚上，仍然緊張得難以入眠，一夜只睡了三四個小時，起床后腦袋昏昏沉沉，再加考試當天烈日炎炎，樹上的知了沒完沒了地齊聲干叫，使人更加煩躁不安。我就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開始了決定自己命運的拼搏，高考心理《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征文選登：我的高考》。
考試科目共5門，語文、數(shù)學、政治、歷史、地理，總分為500分。外語為選考科目，不計入總分，供大學錄取時參考，聽說不加試外語重點大學不錄取，所以我加試了英語。
當年高考，不像現(xiàn)在出了考場就有標準答案，供你進行比對估分，考得怎么樣，完全憑自己的感覺去揣度。除了考政治時因借來的手表于當日11時停擺，導致最后一道論述題沒答完外，其他科目基本都發(fā)揮出了自己的“歷史最高水平”。
那時分數(shù)線的劃定也與現(xiàn)在有很大區(qū)別，重點院校分數(shù)線是由教育部統(tǒng)一劃定的，北大、清華也與其他院校同時錄取。進校后聽招生老師講，當年錄取工作還不太正規(guī)，上了分數(shù)線的考生全部投檔，由招生院校挑選，學校的自主權(quán)較大，高分考生未見得必須錄取，因政審不合格刷下來的不在少數(shù)。因此一些專科院校往往聚集了很多高分考生。
高考結(jié)束一個多月后，第一批院校的錄取通知書就發(fā)下來了，我被吉林大學政法系錄取(進校后改名為法律學系)。政審很嚴格，且全國只有北京大學、吉林大學、西南政法學院、湖北財經(jīng)學院招生，競爭必定異常激烈，因此我沒敢報考該專業(yè)。能夠被政法專業(yè)錄取，是我的幸運。
1977、1978、1979年三屆高考，是文革期間積壓了10年的人才一并迸發(fā)，爭擠高考這座獨木橋，競爭甚為慘烈。而1977、1978級兩屆加起來才招收30多萬人，其中本科院校招生不過10來萬人。據(jù)說，當年我所在的省份理科110人才能考上一個，文科則是130多人一個。
1977、1978級兩屆新生的年齡結(jié)構(gòu)也是空前絕后的，父子、母女、兄弟姐妹、師生同年上大學的現(xiàn)象并不罕見。我所在班級年齡最大的36歲，最小的17歲，二人是師生關(guān)系，老的是一所中學的校長，小的是其學生。
雖然大家所經(jīng)歷的高考不盡相同，但對參加過高考的人來說，高考是人生的一個珍貴經(jīng)歷，值得回憶。
恢復高考40周年征文三
記憶打開了我腦海的閘門，1977年，中國教育戰(zhàn)線迎來了春天，這年夏天，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?jīng)Q定主抓科學教育工作，隨之由他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，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征文：見證高考40年。當年10月12日，國務院批示了教育部《關(guān)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》，相隔不到10天，全國眾媒體相繼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，同時透露當年全國高考將在年內(nèi)舉行。
當時，我剛從西語系轉(zhuǎn)到歷史系歐美史教研室從教。到任后的首項任務就是批閱1977年高考試卷，我既興奮又緊張。興奮的是領(lǐng)導對我這個從未觸及史學教學者的信任，緊張的是肩負將參加高考的570萬青年中的合格考生納入大學的重任。批閱試卷時，常會碰到似是而非的答卷，既要參考標準答案，也須與同事仔細磋商，最后才標明準確分數(shù)。
恢復高考后的首屆新生入學時已近年關(guān)。我走近北大南校門，見馬路上空懸掛著大紅橫幅，上面書寫著“熱烈歡迎新生入學”，路兩側(cè)各放著一排桌椅，作為各院系的接待站，當新生們由學校派出的大客車從火車站接來時,接待站人員熱烈鼓掌表示歡迎，氣氛猶如新家迎來新人似的歡天喜地、熱情洋溢。
此后，從70年代末至90年代，幾乎每年新生入學時，我都會走到南校門前的那條柏油路，在迎新站前瞥見過腳穿草鞋、腿沾泥巴、肩挑手提行李的農(nóng)村入學者，也見過著裝整齊樸素、風度翩翩的城市男女青年。很快從90年代踏入21世紀的新學年，逢新生入學時，除瞅見由學校派車接來的新生外，還見到不少由家長駕車遠道而來的新生，車牌上標著津、晉、豫、皖、鄂、贛……
在慶賀恢復高考后新生入學的同時，我也為自己重新登上講臺而慶幸。幾年間，我先后為77、78、79屆以及80年代初那幾屆恢復高考后入學的大學生講過一年級基礎(chǔ)課，高考心理《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征文：見證高考30年》。每屆新生約25人。上課時，我注意到數(shù)十雙??有神的眼睛，注視著我不時在黑板上寫下的少數(shù)生僻詞匯，聽到他們埋首記筆記時發(fā)出細微的聲音。課間休息時，有同學還主動為我擦黑板，令人感到作為教師必須認真對待教學，不能辜負他們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。
尤其是77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在他們進入高年級時，為執(zhí)行中德文化交流協(xié)定我被派出國。當我回校開講專題課時，他們行將畢業(yè)，其中有幾位同學愿找我指導寫畢業(yè)論文。當他們完成萬余字的論文上交后，我仔細閱讀著他們的論文，感到他們盡管選題各異，卻個個才華橫溢。
畢業(yè)后，其中一位姓高的同學作為碩博連讀生留校任教，那時我已晉升為副教授。一次，他問我：“老師，您知不知道我們班25位同學有幾位在國內(nèi)?”我說不知道，他即告我，連他在內(nèi)只有5位在國內(nèi)，另20位全部留學海外。對于文科畢業(yè)生有如此高的留學率我當然倍感驚訝。不久，這位姓高的同學獲博士學位后出國進修，且懂英、法、德三種外語，在我退休前他已獲教授銜。
他們班還有一位姓郝的同學，其畢業(yè)論文曾給我審閱，成績優(yōu)秀。80年代末留美歸來。一天，同事告訴我，我的學生(即指這位姓郝的同學)被任命為北大副校長。晚上打開電視機，果然在校電視屏幕上見到他用流利的英語接待外賓的情景。沒過幾年，他又被教育部任命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。
聽到這些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當然令人分外高興，他們?nèi)巳藢W有所成，確實了不起。我暗自贊賞77屆畢業(yè)生。想到恢復高考給有志攀登學術(shù)高峰的年輕學者帶來多好的機遇，也為國家挖掘出不該埋沒的人才而歡呼。
光陰似箭，轉(zhuǎn)瞬30年過去，此時，我既為桃李滿天下而興奮而自豪，又難以抑制內(nèi)心的愉悅而不得不盡情放聲高歌長嘯：“長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勝前人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