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基層干部先試公車改革：補貼500實際要花1500
“騎自行車?整個(街道辦)樓里哪有騎自行車上班的干部了?”7月23日，南京，接近40度的高溫天，有公務要到底下村里去的某街道辦中層干部吳寧(化名)開的是自己的私家車。當記者問及公車改革后是不是很多干部要騎自行車時，他笑出了聲，這是一個年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幾個億的“大”街道，別說吃“公糧”的公務員，就是街道轄區(qū)內(nèi)的居民，大部分也都開著私家車出入。
從九十年代末，即從浙江、江蘇等富裕省份陸續(xù)開始公車改革試點。其中江蘇省的公車改革從2002年開始啟動，2004年起自下而上，由鄉(xiāng)鎮(zhèn)基層至區(qū)縣一級機關(guān)正式實行，該省的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南京四市鄉(xiāng)鎮(zhèn)最先全部完成改革。吳寧所在的街道就是2006年左右最早一批接受車改的鎮(zhèn)一級政府部門。
相較于十年前的小面積試點，這次宣布的從上而下“遏制車輪上的腐敗”的公車大改革，涉及全國副部級以下干部均不得使用公車，并且車貼最高為1300元，遠遠低于當年部分試點區(qū)的官員車貼。對此，吳寧顯得很平靜，對于他這個級別的干部來說，這次改革后的公車補貼和他現(xiàn)在拿到補貼差距不大。“但領(lǐng)導們的車補要減的話，恐怕就有點受不了。”
作為車改的直接對象，基層公務員最關(guān)注的都是改革后的現(xiàn)金補貼。當記者問道，“這一部分被很多公務員當成是每月‘小福利’的收入，到底能彌補公務用車的多少費用?”時，吳寧苦笑，“杯水車薪”。
九十年代參加工作的吳寧，說起車改前的情況已經(jīng)記得不是很清楚了，“九十年代末，我們的街道也就是個4,50平方公里的鎮(zhèn)，領(lǐng)導的車最高檔的是一輛老式紅旗。后來2000年以后，陸陸續(xù)續(xù)添置了差不多9，10輛車，都是分配給領(lǐng)導的私配車，從書記到副書記、主任到副主任……基本都有專用車和專用司機。”吳寧回憶，“當時我就是個普通辦事員，上下班和跑公務都靠一輛自行車，那時候轄區(qū)不大，騎車幾十分鐘也就差不多能跑遍整個鎮(zhèn);而且，說實在的，當時工作節(jié)奏也沒那么快，坐機關(guān)的很少下去一線，有什么事就打個電話問問情況，或者叫他們上來匯報工作。”
“后來鎮(zhèn)合并成了大街道，轄區(qū)有一百多平方公里，自行車肯定是跑不過來了，來回一趟騎車得個把小時，那啥事都不要干了。”吳寧告訴記者，也就是2006年車改了之后，他拿了車貼換了私家車。
吳寧的直屬領(lǐng)導們：街道辦工委書記、主任、副書記、副主任、委員……也差不多是這個階段紛紛換成了私家車，“書記的車是奧迪，市價大概要60萬了吧;其他人開的差不多在別克君越這個檔次的，20、30萬左右吧。”吳寧看了看辦公樓下的停車場，算給記者聽，一把手的車貼是看不到的，級別為副處級的副書記和副主任拿到手的車貼是每個月2500多，再往下的2000左右，而像吳寧這樣的正科級干部，每月的車貼僅500多。“下面還有300多塊的普通干部。”吳寧補充道。
“06年左右油費多便宜呀，那時的車貼還沒500多呢，后來油費漲了車貼才跟著漲的�，F(xiàn)在就更不要提了，一個月上下班加上公務，1000塊是保底，現(xiàn)在動不動就要到一線辦公解決問題，隔三差五就要用車，油費肯定要超過1500塊一個月。”按照吳寧目前的工資，月收入5000出頭，加上年終獎一年收入十萬左右，“養(yǎng)一輛車，補貼出去三分之一都不止。”吳寧苦笑道，“這是在花自己的錢為政府省錢。”
自從全國公車改革的消息出來之后，吳寧覺得國家出發(fā)點肯定是好的，“從反腐、壓縮政府行政開支來說，那肯定是有效果的。以前車是公家的，隨便開就是了，大家都這么開誰敢說個不字，還公費養(yǎng)著一大群司機呢。”
除此之外，吳寧還想到一個好處，“酒駕估計也得少了，過去領(lǐng)導喝醉了，往車上一鉆，司機就開車回家了;現(xiàn)在可不行了，代駕也不能找啊，領(lǐng)導喝的酩酊大醉，萬一代駕司機給拍下來呢，看到影響太壞，。”
雖然反腐的效果是肯定，但吳寧對一竿子到底的車貼頗有些費解，“這不符合基層實際情況啊，司局級領(lǐng)導拿1300的車貼，捋下來一溜干部的車貼肯定都得降、必須降啊。我們反正是沒有太大差別，無所謂。領(lǐng)導們的車貼降的可就厲害了。”
就此，吳寧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，“其實一個街道副主任一月的公務車費也差不多2000多，現(xiàn)在要求每月下基層的次數(shù)多啊，動輒要么下基層要么上市里匯報工作，還有星羅密布在街道百來十平方公里的企業(yè)，都要看。這補貼一降，跑基層的恐怕要少了。”
“其實我們這十年來的車改也能看的出來，一些資格老的干部馬上要退休的，拿著車貼也不愿意動車，有事就搖個電話;年輕的干部，比較積極的，最倒霉，跑的越多自己貼的越多。”吳寧覺得，“車貼不能一竿子到底，各個地方的經(jīng)濟情況不一樣，應該根據(jù)(公務員)職能特點，管轄工作特點，具體執(zhí)法工作的特點來定，根據(jù)實際情況辦事，不能說全部兼顧到吧，至少盡量兼顧。”
“總的來說，監(jiān)督太少!領(lǐng)導的私車有沒有查里程數(shù)?紀委有沒有介入督查?里程數(shù)是死的，一查就知道一個月到底跑了多少路，根據(jù)里程數(shù)來核定車貼;當然往細了說，還得看這公里數(shù)是為私事還是為公事。”吳寧坦言，監(jiān)督是有困難，但沒有區(qū)別的吃大鍋飯，跑的多也拿這么多，跑的少也拿這么多，對干部工作的積極性打擊挺大的，應該設立一個車貼上下限。”
作為十多年來江蘇公車改革的熱心關(guān)注者，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孫肖遠表示：“公車私用問題確實是目前中國官場腐敗的一個重要方面，在政府財政預算中所占比例驚人。正是因為如此，此次公車改革的方案一出臺就收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支持，可見一斑。而車貼的全國一盤棋‘定價偏低’，也應該是中央政府考慮到這項改革的可持續(xù)性做出的決定，不能給地方政府的財政造成太大負擔，不可能完全兼顧到所有公務員的需求。”
但孫肖遠在采訪中承認，十年前的公車改革試點省份中，江蘇和浙江部分城市都有補貼過高的情況，“為了讓更多公務員支持這個改革，確實補貼定的有點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