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訓先生是一個蒙塵的明珠,興義學褒貶不一,曾一波三折,最終對他的興學精神多持肯定、景仰、效法、弘揚,他那種"為眾謀"精神扎根于人民心中。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電影《武訓傳》視頻觀后感,希望對你有幫助。
電影《武訓傳》視頻觀后感【篇一】
武訓先生(1838?1896),行七,字蒙正,自號義學癥,謚號義學正;山東省堂邑縣(今冠縣柳林鎮(zhèn))武莊人;中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者,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、慈善家;原無名,名“訓”是清廷嘉獎他行乞興學時所賜。
武訓自21歲(清咸豐年間)起,武訓以行乞的方式集資興辦義學,目標是“使他們(貧苦人家子弟)無錢也能讀書,使他們讀了書不再被人欺”。
在30多年的時間內(nèi),武訓乞討的足跡遍及山東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蘇等省。武訓在行乞過程中,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奇特的造型以吸引人們的目光:先是賣掉右邊的辮子,剃光了右邊的頭發(fā);后來又剃光了左邊的頭發(fā),而在右邊又留起一撮頭發(fā)。也表演“拿大項”、“蝎子爬”的節(jié)目,或給人當馬騎,供人取樂,甚至吃糞便、磚瓦,以得到辦學的款項。
到光緒十四年(1888年),武訓已經(jīng)靠乞討所得的款項置買了230畝田地作為學田,積蓄3800余吊錢。于是他在堂邑縣柳林鎮(zhèn)東門外興辦起第一所義學??崇賢義塾。學校建成后,他到當?shù)赜袑W問的進士、舉人家跪請他們?nèi)谓,并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。當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學生,學費全免,辦學所需經(jīng)費就從他置辦的學田中支出。在這之后,每逢開學第一天時,武七都要先拜老師,次拜學生,這種儀式持續(xù)多年。
1890年,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。光緒22年(1896年),臨終那年,在臨清建成了御史巷義塾(現(xiàn)臨清武訓實驗小學)。
武訓為了一心一意興辦義學,甚至堅持一生不娶妻室。
武訓一生勞苦,對自己又十分節(jié)儉,終因積勞成疾,于光緒22年(1896年)4月23日,在臨清御史巷義塾內(nèi)(現(xiàn)臨清武訓實驗小學)含笑去世,終年59歲,葬于堂邑崇賢義塾東側。有萬人以上群眾,包括堂邑、館陶、臨清三縣全體官紳,參加了武訓的葬禮。
武訓的義舉在當時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評價,山東巡撫張曜下令免征學田錢糧和徭役,并捐銀200兩。光緒皇帝封武訓為“義學正”,賞穿黃袍馬褂,又敕建“樂善好施”牌坊。
武訓是清朝末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一個乞丐,靠著乞討斂錢,經(jīng)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,修建起了三處義學,購置學田三百余畝,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之多,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,所以有人稱頌他是“千古奇丐”(馮玉祥語)。
電影《武訓傳》視頻觀后感【篇二】
今天終于沒有錯過人生中的重要時刻,在影院小廳看了膠片版的有些許殘缺的電影《武訓傳》。以現(xiàn)在的觀影習慣來看,電影語言本身顯得有些落伍了,慢條斯理的敘事,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,還有那些明顯的表意符號貫穿于整部電影。
畢竟已經(jīng)五六十年了,當年感染觀眾的方式有點顯得可笑,不大適合今天快節(jié)奏的欣賞習慣。至于影片的思想內(nèi)容,從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,近乎三十年的積淀已經(jīng)讓《武訓傳》本身從藝術到政治有了一個近乎尸體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紹,動用了從天文望遠鏡到高倍顯微鏡的各種工具,各個層面,各個角度都有所涵蓋。所以筆下無言也有情可原,于是只是回到宿舍,翻看了能見的一些當年文字,囫圇吞棗的瀏覽了一遍。
所看書目不過《中國電影研究資料》吳迪主編、《中國電影理論文選》羅藝軍主編、《中國電影百年》李多鈺主編三本書而已,權當了解大概,故而不敢妄稱研究,不過有些許斷想而已。
關于《武訓傳》的批判和平反
《武訓傳》的批判被視為新中國“第一場全國規(guī)模的政治運動”的發(fā)端(《中國電影百年》語)。早先國內(nèi)放映的時候,可以算是好評如潮的。事實上,正是因為“好評如潮”,才更為突顯其顯現(xiàn)出的政治問題的“嚴重性”。當時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,隨后的媒體上還有關于編導孫瑜和演員趙丹對于影片的經(jīng)驗介紹性的文章,可見當時有樹立典型的苗頭:名導和明星的珠聯(lián)璧合。1951年5月20日,《人民日報》的社論《應該重視關于電影〈武訓傳〉的討論》隨后而來,掀起了批判風潮,從電影攝制人員擴到到整個文藝界,從具體的“武訓評價”到抽象的階級立場,終于成為政治性的運動。此后《武訓傳》永遠都不享有純粹的文藝評價,而緊緊的和政治發(fā)生了關系。1985年胡喬木的一段簡要講話,成為了普遍意義上的對《武訓傳》的平反,還是以政治運動的清算方式開始的。
孫瑜當年發(fā)表在《光明日報》上的《編導〈武訓傳〉記》,只是半回憶錄性質(zhì)的,創(chuàng)作上的探討較少,《編導〈武訓傳〉前后》則傾向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驗的內(nèi)容多一點。而趙丹的《我怎樣演武訓》的理論研討價值也很大。相信當年的一些正面評論,也是較為集中在藝術范疇內(nèi)的討論和批評。這可以在后來批判風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據(jù),比如李長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的檢討文章《我在關于〈武訓傳〉的討論中得到了教育》寫道:
“我過多地評論了《武訓傳》電影和《武訓畫傳》的藝術,太輕太淡地而且是(不正確地)觸及了政治意義。這不免是單純技術觀點,這不免是西方資產(chǎn)階級‘藝術至上’的形式主義的美學的影響。因為缺乏對政治意義的足夠的重視,所以就是藝術標準的批評論,也就犯了錯誤!
此段文字或可印證。
5月的社論一經(jīng)拋出,形勢急轉直下。批評夾雜、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場,用文藝批評的手段搞政治,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評。于是雪片般的評論飛滿全國,采取藝術分析和政治品評“嫁接”的方式,炮制出爐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檢討稿件。仍以李長之先生的同題文章為例,在前引文字之后,緊接便著例證了他的“錯誤”:
“例如我指出,武訓電影之‘熱鬧和羅曼諦克底抒情并沒有提高它的藝術性,反之,是降低了它’,然而理由呢,是:‘損害了武訓事業(yè)的嚴肅性’。其實,武訓事業(yè)根本沒有什么價值,也就說不上損害不損害它的嚴肅性了?梢姴话颜畏旁诘谝晃唬囆g性的批評是不會正確的!
如果說關于“熱鬧和羅曼諦克底抒情”算是藝術層面的分析,那么對于“武訓事業(yè)”的評價實在是無由的牽強。然而各地這類稿件之多,是無法想象的。江青更是親自帶隊實地考察,不但洋洋灑灑的寫出了《武訓歷史調(diào)查記》,還樹立起了“宋景詩”這一光輝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來和武訓形成對比?傊钕鹊恼味ㄕ摓椤段溆杺鳌返恼位,打下了深刻的烙印,成了永久的記號。是這之后關于《武訓傳》的評價都離不開了政治。
至于后來的平反,仍然是政治化的。1983年萬里,1985年胡喬木分別都表示對于《武訓傳》的評價有失公允,而此時已經(jīng)處在對“文革”撥亂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。對于《武訓傳》的平反,也自然劃歸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。事實上,在其后的多數(shù)關于《武訓傳》的評論文章中,無論是當事人的回憶錄,還是研究者的學術文章,都已經(jīng)舍棄了電影藝術的標尺,而成為研究“誰之過?”的歷史淘金。比較典型的就是將《武訓傳》批判歸結為江青個人陰謀報復行為,是對知根知底的趙丹等前同事的個人迫害。
電影之后盡管經(jīng)常有人提起,在影史上留有一筆,卻鮮有關于藝術成就的評價和概括!段溆杺鳌烦蔀榱苏位蛘呶幕囊粋符號。
批判《武訓傳》的武器
江青借著批判《武訓傳》的風潮,組團寫了《武訓歷史調(diào)查記》一文,該文考據(jù)豐富,旁征博引,實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?梢姰敃r的人們確實有股韌勁。我和大學同窗還曾就此事感慨過。從《武訓傳》公映到《調(diào)查記》成文發(fā)表,不到三個月。“調(diào)查取證”,編撰行文,還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“宋景詩”這號人物,專門用于對于武訓的回擊。這種獨特視角和博學,現(xiàn)在依然銷聲匿跡了。
如今熒屏銀幕上充斥著各種耳熟能詳?shù)那楣?jié)和段子,都是同樣的橋段不過換個時空,換個身分,就能堂而皇之走進大眾娛樂的視野。不是各種篡改傳說,就是“秘史”系列。蹦蹦跳跳的表現(xiàn)著后現(xiàn)代的不屑和瘋癲,罵罵咧咧地糟蹋消費者的智商和品性。沒有絲毫智慧的胡鬧在媒體上,相比之于當年江青的目標和手段,簡直是不值一提。
如果說《武訓傳》是個政治和文化的符號,那么這個符號最起碼指代的是一種“嚴謹持重無所不用其極的改造”。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,能根據(jù)武訓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,迅速尋找并打造相應人物和形象予以回擊。這種創(chuàng)造力不僅僅是模仿,更是水平。迪斯尼素來以改造他國童話傳說聞名于世,對中國《花木蘭》的改造,換來的只是上海動畫電影制片廠挖掘原著的《寶蓮燈》,而同是講述母子親情題材的動畫片,迪斯尼隨之而來的《人猿泰山》把親情提高到了一個人獸間的爭議高度。對于耳熟能詳?shù)耐捁适,迪斯尼采取精彩講述的方式,夢工廠則選擇了完全解構。《調(diào)查記》及“宋景詩”完全證明了這樣的創(chuàng)造力并非國人所缺,只是漸漸的淡忘了。或者說,沒有缺失也沒有淡忘,只是從來沒有用在創(chuàng)作或者娛樂這些形而上的無用方面,而是更多地深入實踐到“為人處事”的能力上了。
盡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,但至少證明著,一段時間內(nèi),國人國片的創(chuàng)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。這讓今天的所謂“繁榮”汗顏不已。
《武訓傳》及歷史的武訓化
夏衍先生在《武訓傳》拍攝過程中就曾提出過“武訓不足為訓”的說法,這大概是從藝術角度的評價。而縱觀《武訓傳》的全片和歷史,讓筆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結論。
《武訓傳》中的武訓形象,是悲劇性的。幾次三番的看著并經(jīng)歷了窮人吃“不識字”的虧,于是立志興建義學,為窮人家的孩子無償?shù)奶峁┙逃h(huán)境和教育機會。然而,當小孩讀書給武訓解釋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的圣賢道理時,武訓對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質(zhì)疑了。事實上,這一點也是最早關于武訓批判比較集中的部分,即武訓的義學雖然是濟世的,但終歸還是向封建傳統(tǒng)和封建制度的妥協(xié)。編導們當然也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,而是通過這一點認定這個形象的深刻悲劇性:妄圖利用敵人的游戲規(guī)則消滅敵人,而實際上卻是為敵人培養(yǎng)了更多的有生力量。這是武訓被利用的第一特性。
武訓由于目不識丁,不懂得禮數(shù),沒見過世面,自然對于儒界官場的規(guī)則一竅不通。被潑皮無賴的欺騙不過是皮肉之苦,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為尷尬和令人焦慮的。武訓的義名遠播,惹得各級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,下到一縣之長,上到太后皇上,無一不以他為工具,標榜政績,粉飾太平,收攬人心。而武訓對此則毫無察覺。這是武訓被利用的第二特性。
回過頭來看《武訓傳》批判的歷史,那些批判、反批判的文章,哪一篇不是對“游戲規(guī)則”的無奈適應?“藝術分析加政治品評”模式不正是對于“游戲規(guī)則”的妥協(xié)和及這種妥協(xié)的認定?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們,似乎都是處于一種對于政治的依附,最終成為政治工具的悲劇命運。當年或出于無可奈何,或出于隨波逐瀾的批判,不過是政治風潮中的一朵浪花。動用想象力寫出文章發(fā)表的和發(fā)揮創(chuàng)造力挖掘歷史造型的,都是布局中的一顆棋子而已。至于平反時分,站出來高聲怒罵的,低下頭深刻反思的,也說不清是真情流露還是隨聲附和。
《武訓傳》里的反派張舉人,自以為手執(zhí)筆端,“一字令人生,一字令人死”,似乎筆桿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。其實還是沒看見自己的腦殼子,早已經(jīng)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間了。那些利用武訓之名,或攬人心,獲得好處的人,自己已然“武訓化”了。他們不過是在別人的身上實踐著從自己經(jīng)歷中學到的寶貴經(jīng)驗而已。
總而言之,無形的制度不但規(guī)定了所有的人都在體制框架內(nèi)游戲,而且規(guī)定著勝利者的屬性和位置。所有游戲中的人們不具備相應的屬性和位置,就永遠是勝利者玩物。
而所有人都是游戲規(guī)則的玩物。